陳東升：創造公民參與政策的臨場感

先釐清幾個跟社會設計有關的名詞：「參與式設計」（participatory design，PD），植基於北歐社會，認為科技的創造來自人與社會脈絡互動，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，產品設計不可脫離使用者經驗和需求，因此著重設計、研究、參與者共同研發設計內容。面對強勢科技進入生產線，北歐勞工工會抵抗高度科技化，「參與式設計」是最後一道防線。工會要求勞工一起參與科技設計流程，不讓政治性的科技工具壓縮了人在工作場域的主體性。而「共同設計」（co-design）泛指所有人一起體驗現狀、一起發現問題、一起設計、參與修改的過程，產品內容的每一階段，無論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，都可以提出設計的建議。

挖掘根源問題，社會學式的社會設計

「社會設計」（social design）邀請公民設計師，不斷詢問社會的需求，批判式地質疑設計的初心和目標，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，以設計提升人類更好的生活。其中，廣義的「設計思考」（Design Thinking）是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途徑，不以設計師的創意為主，從人的需求出發，為當下社會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，並創造更多的對話和可能性。2016年台北作為世界設計之都的策略發想中，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「社會設計」(social design)。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，以社會學理論歸納，認為社會設計在進一步落實行動之前，應該經過一步步模擬設計概念的可行性，在過程中不斷實驗、修正、調整、改善、改變，需要全民的參與。提供參與的機會與平台，讓人人有機會可以動手做，從小計畫開始，經過長時間的累積，改變了社會的未來，一個有願景的城市，需要每一個人承擔責任與義務。

北歐設計思維，請人民共同決定未來

陳東升教授舉例說明，哥本哈根設計總監邀請公民一起打造一個宜居的城市，討論結果包括“讓人們久留在哥本哈根”。對話結論以終為始，進一步探討包括軟硬體的提升，最終的行動是，在公園架設250條長短不一有趣的繩索遊戲區，大小小孩同時可參與公園設施；而另一個古怪的想法「想在城市裡找到一個享受孤獨的空間」，最終以河岸邊一個設計成包覆型的座椅達成願望。荷蘭的「維基城市」（Wiki City）邀請市民一起接龍說故事，串起一個對於阿姆斯特丹未來想像的美好畫面。就陳東升的觀察：「過去台灣習慣從上到下的改革方式，但決策者通常缺乏真正的臨場感，以致於設計出不符合公眾需求的政策」。反而是社會企業提供創業者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實做模式，將理念一步步落實，從小規模的原型做起，降低失敗率與風險，進而創造永續且長期的影響。

台灣小規模社區型實驗場域，從北到南滲透進駐

台北市政府為了鼓勵民眾參與公共事務，創新發展了i-Voting網路投票系統，將一些議題放在網路上，由網民點選投票，主題包括社子島開發方向等等等，雖然有科技的便利性，但民眾民主參與基礎尚未成熟，政府提出的議題也欠缺完整的資訊和充分的討論，因此成效有待提升。陳東升曾出版兩本重要的學術著作《金權城市》和《積體網路》，是2000年台灣引入「審議民主」的重要推手、近年來推廣「參與式預算」實驗計畫，主張「在地出發，深化民主」，該計畫影響地區擴及台北、台中、台南的社區及南投的部落，實驗場域包括中區：南投縣桃米社區、南投縣眉溪部落；南區：台南市嶺南社區、正覺社區。以社區為單位，陳教授期待可以深耕參與式民主，促使公民對於權利與義務的重視。新政府面對眾多且複雜的社會議題，此時最需要的加強民眾參與感，充分溝通和討論，提高政府公共政策的品質。

陳東升教授認為：「參與式設計」與民主運動需要很漫長的教育和累積，當人民有了民主參與的能耐與參加公共事務的意願，很自然地主動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，僅僅四十年的時間，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有動人的成果。一個選民，從激情反應到冷靜接受選舉結果，這是台灣的驕傲。有了民主的基礎，參與式設計以社會創業為媒介，落實一個個重要且急迫性的解決社會問題方案。培育社會創業者，同時為未來人才庫做準備，這群年輕人以非主流、非商業、堅持理想的態度，捲起袖子、踏進土地，用時間來證明他們對台灣的愛。「革命家和改革者不同」前者為期短暫、接受掌聲、但激情之後歸於平淡；而後者卻是務實的、細水長流的，看似傻勁但卻深刻地挖鑿一個穩固的地基。2016年台北作為世界設計之都，為25~35歲年輕人示範了友善城市、永續社區、公平社會、綠色經濟的可能性，過去未受到足夠關注的議題，如銀髮族、青年就業、青年購屋、安心食物、農村老化議題都漸漸受到重視，社會企業鼓勵在既有的框架下，挖掘更多角落的微光，經由群體合作、社會設計、人才投入、產業接軌，創造出更公平、有創意、有活力的城市。

社會企業作為範式，廣召多樣化的社會參與者

2013年出版【全球化時代的王道文化、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】一書中，其中陳東升的專文主題為：「社會創新的理論與實踐：臺灣經驗的初探」。近年來受到廣泛討論的社會企業、社會設計，大學小革命學生創業等，將重心放在青年人才的培育。2012年，開設一堂口碑叫好叫座的課，「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實作方案」跨科系研究課程。這門課雖然是開在社會學系，但是修課學生來自七個不同的學院；四年來，上課學生逐漸成長茁壯分散在台灣各地。台中「好伴」經營共同工作空間，同時也培育青年創業；co-work space「玖樓」重新定義對家的想像；原本在外商工作的周家緯創辦「益益社創」，連結商業與社企的可能性；原本在街頭抗議苑里風車的一群年輕人，組織成「院子裡的慢生活」團隊，一起種田、辦理課業輔導、推動社區長者照顧等工作；香港雨傘佔中運動發起人，有一些成員曾經在苗栗南庄「老寮」背包客棧換工。從台北完成教育的畢業生，將學校學習到的理論和精神帶至不同地方，無論是返鄉或是自願性留在異鄉，這股城鄉之間的暖風交替得宜，凋零的農村需要年輕的創意活力，而農村友善的居住條件恰好彌補在都市打工，經濟入不敷出的失落感。

這些年輕人對陳東升來說，是珍貴的社會創業家，也是未來無可限量的人才，他們用最少的資源，去最困難的地方，創造最大的影響力。「香港大學把好伴訂為實習場域，一個成功的大學不是學術排名多驚人，而是畢業的學生改變了世界」。老寮是一群跨越文、社、理、工、農、管學院的畢業生，跨領域合作期待由「農創」展開一場課程革命，這是實做場域，也是不同理念對話的友善空間。

無論是政策或創業，跨領域合作最困難，如何用多種不同的語彙溝通、傾聽、接納不同、找到共識交集、合作、創造出新的可能。陳教授分析說：「大學通識教育很重要，那是建立彼此共同語言的機會，社會需要兩種人：專業人才和通才；培育新創團隊也需要兩種業師：專業型導師與整合型、支持型情感導師，其中後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」。大學時期經過團隊合作，發展出主動性同理心，瞭解不同族群的需求與價值，只要彼此有意願改變，創造不凡的機會就高許多。跨領域合作的能力離開學校後，在職場、社區、公共事務同樣派得上用場。陳東升說：「這是全民參與學習的機會，看著別人投入，自己加入一點點的熱情，越來越多人關心，變成公共議題，就有變好的可能」。